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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跑步有毒，作者：跑步有毒，题图来自：视觉中国
1638 年，冬天即将来临，新英格兰小镇上的清教徒们正在为第一所大学打地基。一位病重的年轻牧师约翰 · 哈佛，将一半财产捐赠给了这所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。
5 年后，安妮 · 拉德克利夫捐赠了 100 英镑，用于资助哈佛大学设立首批奖学金。
这是哈佛基金的起点。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 · 金博尔指出的，哈佛大学的基金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永久性投资。
哈佛大学校园内的约翰 · 哈佛雕像
哈佛大学捐赠基金高达 532 亿美元，位居全球之首，其中超过 70% 的投资组合用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。
这笔捐赠还不包括其房地产，其中包括波士顿河对岸的数英亩土地。这些地块是哈佛大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数年间以 8800 万美元的价格购得，当时哈佛大学为了避免支付更多费用，以匿名方式买下来。
2023 年，哈佛大学的首席投资官理查德 · 斯洛库姆 ( Richard Slocum ) （这个头衔在 17 世纪压根儿还不存在）的收入为 760 万美元。这些数字可能会让许多生活永远不会受到马萨诸塞大厅（哈佛大学的一个重要建筑，通常被认为是大学行政管理中心之一）影响的人感到困惑，甚至产生敌意。
当一所学校富到这种程度，很难不引起旁观者的质疑甚至敌意。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掀起对"精英大学文化"的战争时，哈佛和其他常春藤盟校被迫正视一个根本问题：这笔巨款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存在？
钱，留着还是用？
特朗普政府坚称高等教育存在一种危险的、知识僵化的文化，并因此对其发起攻击。
政府一边大砍大学研究经费，一边质问：既然你们富得流油，为什么不动用一点点来填补？比如说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基金竟然是费城市政预算的 3.5 倍！
哈佛拒绝了政府的压力，结果 22 亿美元的资助被冻结，还被威胁要取消免税资格。哈佛没有屈服，转而起诉政府，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权。
校内外的辩论迅速升温：哈佛要不要破例，多动用点"小金库"里的财富？
哈佛大学或许会选择进一步动用储备金来弥补损失。又或许会选择举债，或以捍卫学术自由的名义发起筹款活动——《哈佛深红报》报道称，在哈佛大学宣布不会让步后的 24 小时内，就收到了超过 100 万美元的在线捐款。
哈佛校长艾伦 ·M· 加伯
此时，一些名人站出来了，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和曾任财政部长的劳伦斯 · 萨默斯，他们提醒说：基金的存在，是为了危机时刻用的，不是用来炫富的。
如果你去跟学术官僚们说："哈佛这么有钱，应该能轻松弥补政府削减的拨款吧？"他们大概会用一种看三岁小孩试图用太阳烤熟生鸡蛋的眼神看着你。
为什么那么难动用？
哈佛当然有钱，但想要"太岁头上动土"，远没有那么简单。
首先，大学基金管理有一个几乎是宗教信条的规则：本金不可动。每年至多拿出 5% 收益——这是历史上通过实践得出的所谓"最佳比例"，既能支付开支，又能让基金长期增值，虽然被人批评该标准的起源"完全是武断的"且充满偶然。
更麻烦的是，大量资金是被捐赠人限定了用途的，不能随便挪用。威廉姆斯学院前校长、现西北大学校长莫顿 · 夏皮罗（Morton Schapiro）解释说，虽然许多限制是由捐赠者施加的，但也有一些限制是由大学本身施加的，"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受限制"。
而且，随着投资越来越多地转向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，资产流动性也下降了，不是想卖就能卖。即使如此，哈佛目前正在探索把约 10 亿美元私募股权组合，与杰富瑞金融集团及 Lexington Partners 合作，通过二级市场出售，以应对流动性紧张与政治压力。
富裕也意味着脆弱
这场风波暴露了一个矛盾：哈佛和其他名校配资网络炒股，虽然骄傲于自己的财富，但也因此遭受到了针对金融阶层的敌意；它们看起来就像一位富有的朋友，手腕上戴着江诗丹顿手表来吃午饭，抱怨着装修杰克逊霍尔住所的费用，同时坚持要分摊账单。
如何使用巨额财富，实则有榜样可循。就在不远处的纽黑文，耶鲁大学用一种大胆的方式，重新定义了大学基金的玩法。
上世纪 80 年代，耶鲁基金会迎来了一位天才投资人——大卫 · 史文森（David F. Swensen）。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策略：把捐赠基金大举投资到非传统资产，比如私募股权、风险投资、房地产，而不是传统的股票和债券。这种策略后来被称为"耶鲁模式"，几乎颠覆了大学基金管理的旧传统。
大卫 · 史文森代表作
史文森的理念是：只要长期持有，分散投资，大学基金就可以承担更高的风险，换取更高回报。
在史文森掌管下，耶鲁基金的年均回报率一度高达 13% 以上，成为与沃伦 · 巴菲特一样的投资大师，追随者遍布学术生态系统，推动精英高等教育领域的财富增长，也开创了新的大学财富管理范式。
讽刺的是，哈佛其实早在史文森提出这一策略之前，就拥有类似潜力。哈佛管理公司是最早自己雇佣华尔街高手投资的大学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哈佛逐渐变得官僚化、保守，错过了大胆改革的机会。
然而，如今时代巨变。
就在本月，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被曝正在二级市场（S 市场）大规模出售其私募股权投资组合，交易规模高达 60 亿美元（约合人民币 440 亿元），约占其 414 亿美元捐赠基金总规模的 15%。这是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历史上首次以 S 交易方式大规模抛售私募股权资产。即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，耶鲁也没有采取类似举措，因此此次行动被认为是一次重大转向。
另一方面，耶鲁基金重仓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，近年来这些资产的流动性和回报表现不佳。2024 财年，耶鲁捐赠基金投资回报率仅为 5.7%，远低于此前十年 9.5% 的年均回报，在常春藤盟校中表现较差。
今天，哈佛正在艰难追赶，试图提高回报率，同时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：政府想征税，公众要求更高透明度，内部则在争论，未来该走哪条路？
在过去几十年，随着华尔街金融技巧渗透到大学基金管理，学校们也染上了金融精英阶层的傲慢。这让普通人更加反感——尤其是在许多公立大学因为资金短缺而倒闭、挣扎的背景下，精英大学巨额财富的存在格外刺眼。
左翼和右翼，居然在这一点上罕见地达成了共识：常春藤们的钱，实在太多了。有人提议提高大学基金的税率；有人建议取消它们的免税地位，把钱拿去救助贫穷大学。哈佛若被征收 14% 的税，光是税单就可能高达 7 亿多美元，几乎抵消它一年的奖学金开支。
这一切指向一个老问题：
大学到底是为了今天的学生和社会存在，还是为了一个模糊的、遥远的"永恒未来"？
至少目前来看，现代大学本质上是在进行一场"反比竞赛"（a contest of inverse ratio）：谁能带来最显著的资金积累量与被拒申请者比例之间的差距。
上世纪 70 年代，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詹姆斯 · 托宾提出，大学应该像"不朽的机构"一样，守护财富，让每一代人都能受益。也有人质疑：如果未来永远重要，那么眼下的痛苦和需要，难道不值得关注吗？
哈佛和其他名校，正在这场冲突中寻找自己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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